前不久整理书籍时，无意间发现了在宁海中学高三念书时的一本作文。

这意外的发现，让我惊讶、激动，欣喜不已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从1953年离开宁海，到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江苏、汕头，念书、教学、下放劳动、搞“四清”、进“干校”，南北奔波数万公里，经历了整整半个多世纪，这本作文竟然还留在我身边。

作文本是母校自制印刷的，毛边纸，纸质已发黄，但封面与每页纸边上“宁海县立中学”六个字，仍清晰可见。作文本封面印有“年度学期”、“年级”、“姓名”、“任课教师”等栏目，均由一人用毛笔填写——那就是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胡孝心先生，字迹清晰，遒劲有力。

当我打开作文本，一页一页翻阅时，尘封的关于胡孝心先生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们的往事，便扑面而来。胡先生从哪个年级开始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，现在已经不清楚了。印象中的他，常穿一件鲁迅式的长衫，显着严肃和庄重。同学们都很尊敬他，佩服他的学识，感谢他教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知识。

语文是中学里的主课，不但课时大大超过了其他课程，而且老师除了讲解语词，分析课文，让我们领悟其内涵，欣赏文采，也就是上课文课外，还要指导学生的写作，批改大家的作文。而后来大都要花胡老师课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一个语文老师的工作责任心如何，对学生的爱护怎样，业务水平究竟有多高，往往在作文指导及批改中得到充分的显现。

保存到今天的这本作文共计6篇，每篇均由胡先生用红笔精心作了批阅，不仅有眉批、总评和成绩，而且对不通的语句和错别字，也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了修改和校订，并说明其理由。字里行间显露出老师当年辛勤耕耘的滴滴汗水与一片心血，更表现了老师对作文批改的整体思考：

其一，从作文的命题可以看出，胡先生十分关注学生个性和创造能才能的发挥，而不辞教师的辛劳。

指导学生写作，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确定作文题目。命题写作，自由选题，还是两者的适度结合？如果强调教师的工作量和更精确地掌握评分标准，那么教师命题作文显然略胜一筹，但学生在写作中就显得比较被动；而由学生自由选题，显然能适应学生各自的特点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，从而迅速提高其写作能力，但也必然给教师的批改增加了难度与辛劳，从作文本中的文章看，我的这6篇习作，除一篇将古文译为白话文的文章，显然是由教师命题外，其余5篇似乎都是由学生自己来确定题目的，而并非教师的命题作文。因为，有的题目就经过胡先生的修改。如《来自祖国异土——朝鲜的信》，胡先生就用红笔勾去了“祖国异土——”，并指出“把朝鲜称为‘祖国异土’一词不通”；《当这消息传到我们学校的时候》，则被改成了《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的时候》……这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胡先生在指导学生写作上，采取的是以学生自由选题为主，而辅以教师命题的方法。他宁肯将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，而让学生的写作水平能够迅速提高。这种把命题作文与自由选题结合起来，而以自由选题为主的办法，我想就是在当前我国中学的语文教学中，也是应该倡导的。

其二，胡先生像一个精心呵护幼苗的园丁，对我们那些稚气未脱的习作，总是采取一种循循善诱、热情鼓励的态度。

写这几篇作文的时候，自己还是一个未成年人，思想单纯、文笔稚嫩，自不待言；而且错字、别字、语病等瑕疵，也随处可见。可是，胡先生在评改这些作文时，不仅绝无一丝一毫轻视的态度，相反却处处表现了一个优秀园丁对幼苗的百般呵护与珍爱。我的一篇题为《爱吧！爱，我们的祖国》的抒情短文，全篇不到一千字，无论其思想内容，还是文句表达，现在看来都相当单薄、粗糙，不成样子。可是，胡先生竟给了85分的高分，并在评语中作出了“充分流露对祖国的热爱，富有抒情诗的意味”的评论。我的另一篇作文《来自朝鲜的信》，尽管谈不上有多少文采，但却真实地记叙了抗美援朝时期，我和几位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通信时的情感体验，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崇敬与热爱。所以，胡先生在评语中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：“由于热情洋溢，文章写得丰富充实，有血有肉。”

以胡先生的语文功底与造诣，不可能不觉察这些作文的种种不足，但却褒扬有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与胡先生对当年时代氛围的深刻把握，和对莘莘学子的透彻了解密不可分。那是新中国建立不过三年光景，新文化、新教育还在摸索起步之中，一个年纪不到18岁的孩子，不可能有多么深刻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素养，正是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胡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便始终抱着帮一手、托一把的态度，充分肯定其一点一滴的进步与努力，关爱备至，让人回忆起来万分感动。

其三，胡先生在对作文全面批改的同时，做到每篇抓一两个重点，让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。

学生的作文，免不了在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缺欠，如果老师“全面出击”，很可能令学生觉得莫衷一是而顿失信心。胡先生在批改作文时，既注意了全面审阅，但却不全面出击，而是每篇抓一个侧重点，让我们扎扎实实地获得提高。我这本作文中的第一、二篇，眉批、总评，标点、文句的修改，直至错别字的订正等等，都是胡先生“一手包办”的。而且，首篇的评语不评内容，单评标点符号，指出，“句号在文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，必须正确使用。你这篇里面，句号用得太少。”对第二篇的批改，针对的主要是文字的表达和描写，有肯定，也有指正。而自第三篇以后，胡先生的评语均侧重作文的主旨和内容，对于错别字等字句方面的问题，先生发现后，就用红框标出，要求学生自行订正。

总之，时隔52年，胡孝心先生教授我们语文的许多具体情况与教学方法，尽管已难以记清，但仅仅从先生对这几篇习作的指导、修改，就可以借一斑而窥他的教学思想的全豹，感受他那不辞辛劳的敬业精神，和帮助青年学子成长的良苦用心。在胡先生的悉心教导下，我不仅作文成绩一篇比一篇得到提高，而且也让我对语文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。因此，我从宁海中学毕业，便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并在高校中文系任教40余年，直至退休。

如今胡孝心先生已经离开我们，而我这个当年的年轻人也已步入了古稀之年，面对凝聚了先生心血的这本作文薄，睹物忆旧思故人，我不能不对先生的在天之灵由衷地说一声：谢谢您，敬爱的老师！

二OO五年六月二十七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