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克均

浙东学派形成于南宋前期。早在北宋中期，以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为首的思想家，以儒学为基础，吸取佛教和道教思想，解读“六经”，形成了新儒学。他们的哲理思想以义理为核心，故称“理学”。到南宋前期，由于哲理观点的分歧，形成了以朱熹为首、主重格物致知的“朱派”和以陆九渊为首、主重明心的“陆派”。朱陆双方发生了唇枪舌剑的辨论，史称“鹅湖辨论”。浙东婺州（金华）吕祖谦与朱、陆俱友善，经常参与旁听他们之间的辨论，吸取了他们合理的哲理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方法，主张“六经皆史”，“经史并重”，“致力于史学，教人以致用为事”，史称“事功史学”。当时浙东永康陈亮，永嘉叶适，瑞安陈傅良……等人皆与吕祖谦志同道合，“均与讲论相契，故三人之学亦皆在考古今成败、谙练掌故，以济世变，故以浙东学派名之”。（引自1936年版《辞海》“浙东学派”词条）

宋末元初，由于政权更迭，大批仕人避难浙东明州（宁波），出现了胡三省，王应麟等一批致力于史学研究，教人以致用为事的史学家。在明末清初又涌现了黄宗羲，万斯同，全祖望等著名史学家，他们继承吕祖谦等人的治学观点和方法把“事功史学”进一步发扬光大，形成“四明史学”，又称“浙东史学”。胡三省与吕祖谦等人无师友渊源；黄宗羲等人也非胡三省嫡传弟子。由于他们处于同一地域（浙东），生活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同一历史背景。因此有相同的思想观点和文化渊源。假如说吕祖谦是“浙东学派”的始祖，那么胡三省是“浙东史学”承上启下的中竖。

胡三省是我国宋末元初，宁海籍的爱国历史学家，《资治通鉴音注》的作者。综观他的生平和著作，无处不闪耀着敬业和爱国两道思想光芒。

南宋理宗绍定三年（公元1230年）四月初二凌晨，胡三省出生于浙江宁海中胡一户世代以耕读为业的小康之家。他“自幼好学，终夜达明，一览辄诵，七岁能文。”在其父的启迪和熏陶下，14岁时即立下注释《资治通鉴》为已任的敬业思想。1256年，他登宋宝祐进士第，步入仕途，正式开始注释《资治通鉴》，到1285年冬完稿，历时30年之久。在这一漫长岁月里，他胸怀坚贞不屈的敬业信念，孜孜不倦的务实态度，为《资治通鉴》中难读的字逐个注音，为难懂的词逐一析义，替读者扫除阅读的障碍；并拾取《资治通鉴》中漏缺的内容及前人注释中的错误，一丝不苟地予以“拾遗补误，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”。30年严寒酷暑，撰写了300余万字书稿。其间伏案辛劳，废寝忘食之苦不待说，因“兵灾，书稿三失”之痛谁入知？可是他矢志不移、百折不挠。他这种敬业思想和顽强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人之楷模。

胡三省成长于多难之秋，历经宋元鼎革，目睹宋室覆灭，身遭蒙元欺凌，因此在他身上刻着时代的烙印，他的言行具有鲜明的治史致用和强烈的爱国之情。他主张经史并重，以史为鉴，学以致用。在新注《资治通鉴序》中他说：“世之论者率曰：经以载道，史以记事，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。夫道无不在，散于事为之间，因事之得失成败，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，史可少欤！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上无以事君，下无以治民。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谋身必至于辱先，作事不足以垂后。乃如用兵行师、创法立制，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，鉴古人之所以失、则求胜而败、图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”。在史学领域中，他以《通鉴》为阵地，以史布道，口诛笔伐，弘扬正气，抨击邪恶。凡历代的安邦治国之道，历朝的明君、贤臣、孝子的德行，大书而特书，予以大力弘扬；而“伤天害理，残民以逞”的暴君、乱臣、逆子的丑行，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记叙，并进行猛烈的抨击，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。由于故国之思，亡国之痛，在《资治通鉴音注》中到处洋溢着胡三省的强烈的爱国思想。他撰写的《音注》完稿于元世祖至元22年，此时离南宋灭亡已有9年，但他仍怀念故国，不用“至元”年号，在该书序言的结尾署“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，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涧蠖居”。在注释一些涉及宋朝的史事时，他从来不书“前朝”、“赵宋”之类的中性词，而称“我朝”、“国朝”、“本朝”，在个别地方甚至称“皇宋”、“吾国”。基于国破家亡之痛，他拒不出仕参政。为不食元粟，不作贰臣，毅然。“舟泊城南更回首，寒风吹泪上天台”，返回宁海老家硖石中胡蛰居。据上述而知：胡三省不仅是一位：“负渊海之学”、“旷百年而一见”的敬业史学家，而且是具有鲜明政治立场，强烈的民族气节的爱国者。

“浙东学派“是浙江人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遗产，是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。当今在全省各地开展“浙东学派”学术思想大讨论，不是缅怀往事，弘扬业绩，而是以史为鉴，古为今用。胡三省的敬业和爱国思想，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，值得人们关注与深思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