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 克 均

宁海建县始于西晋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。初治白峤，后迁海游。自晋至隋，历经兴废。唐永昌元年(689年)复县，设治广度里，迄今已1300余年，县治基本未曾搬迁。

县治广度里自明朝中后期起，渐变名为“缑城”。民国24年（1935年）正式建置为缑城镇，解放之后改称城关镇。“缑城”之名来自何处？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宁海人历来传说：当年建城时，因城垣布局意见分歧，犹豫不决。时值隆冬，骤降大雪，忽见一猴在雪地上绕行，人们以为瑞兆，遂以猴之脚印筑城，名曰“缑城”。因“猴”字从“犭”傍，其字不雅，故改“犭”为“纟”，名曰“缑城”。这是神话传说，显然不足为据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宁海修地方志。《宁海县地名志》、《宁海城关镇志》、《宁海县志》相继问世。三书的作者，以翔实的史料，论证“缑城”之名始于明朝嘉靖——万历年间，并都说“为纪念方孝孺，改广度里为缑城里”。据较权威，而且可信的地方文献、方孝孺的《逊志斋集》记载：方孝孺的故居在宁海堠城里（今宁海大佳何镇附近），不叫“缑城里”；方孝孺自称“堠城子”，不是“缑城子”；人们称方谓“堠城先生”，不称“缑城先生”。书中多处记载都是“堠”字，不是“缑”字。“堠”与“缑”决不是后人之笔误。此说虽考证了改名的大致时间，但没有说清更名的理由和经过，尤其是没有揭示以“缑”代“堠”之奥秘，难以使人信服。

近年不少人对上述之说持异义，提出了一些新见解。其中一说是：明朝“缑城”由唐朝“堠城”演变而来。据《辞海》释：“堠”是了望敌情的土堡；“缑”是缠在刀剑柄上的丝绳。两者都有御敌之意，其义相近。据《宁海县志》载：唐永昌元年复县时设治广度里，曾筑一土城（即今宁海县府所在地）。其周长600步，设四门。凡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宁海城关人都看到：在今宁海县府大院内，自古以来有一座杂草丛生的，高约3至4米的土山，镶嵌在楼群之间。80年代中其夷为平地，在其原址旁建宁海档案馆。这座土山即是堠，这个城即是堠城。明朝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为防御倭寇而修筑的城（即今环城东路、环城南路、环城西路和北大街），周长1541丈，环“堠城”而修建，犹如缠在刀剑柄上的丝绳，因此名曰“缑城”。但据至今尚存，记载宁海地理历史沿革最早的地方志——宋朝《赤城志》记载：唐宋时，宁海县辖六乡，十九里。其中朱开乡在县东北七里处，管里有五：广度、辟邪、时康、堠城、横溪。据此而知：在元朝之前，广度里与堠城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地方基层行政单位，不是同一地点。唐永昌年间在广度里修筑的土城，不称“堠城”。又据有关文献记载：明朝嘉靖年间修筑的城称“新城”，也不称“缑城”。此论与古文献的记载相悖，难以立论。

愚者最近查阅了有关文献，对此疑似有所析。现将浅见公诸于众，以期教正。

广度里出现在历史上，始见于南北朝时之文献。据宁海《妙相寺志》载：梁天监元年（502年）择地广度河畔建妙相院（今宁海城中粮站处），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，改称妙相寺。又据宁海《田氏守谱》载：梁太清二年（548年）侯景叛乱，梁殿前将军田什，保梁王子萧伦避居宁海。叛乱平定之后，田什遂定居广度里。宁海城关至今尚有将军庙（东门花楼殿）、将军墓（位于西门邮电局招待所处）、将军路、将军湖等古迹。自此之后，历经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，直至明朝前期，据有关地方志书记载，宁海县治均称广度里。明朝嘉靖三十一年，为防御倭寇，县令林大梁率全县军民筑城，次年二月竣工。并请临海籍状元秦鸣夏撰《新城碑》，以纪其事。当时称其城谓“新城”，尚无“缑城”之名。

继此之后，为时不久，皇帝易人，政局突变。据《明史》载：隆庆六年，五月庚午，穆宗崩……六月甲子（年仅10岁）太子朱翊钧即位，以明年（1573年）为万历元年……二月从（张）居正请御经筵。一日讲毕，上问：“建文果出亡否？”居正曰：“国史不载，但故老相传，披缁云游，题诗于田州，有‘流落江湖四十秋’句。”上太息，命录诗进。在张居正的启迪下，万历皇帝诏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，有苗裔恤录。又建表忠祠于南京，祀徐辉祖、方孝孺等。又据《宁海县志》载：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宁海县令王演畴于城东建缑城书院，并请任大冶撰《缑城书院文昌阁碑》。“缑城”之名自此出现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文献之记载。从此之后，宁海的地方志，如至今尚存的崇祯、康熙、光绪三部《宁海县志》皆称县治为缑城；宁海各地的宗谱、墓碑、桥樑凡涉及县治都书县治为缑城。历史上的广度里，从此为缑城所替代矣！

据上述文献记载而知：“缑城”之称始于明朝万历皇帝为表彰方孝孺所颁的诏书。方孝孺的故居堠城里，原在象山港畔，宁海大佳何镇溪上方。自方孝孺罹难后，堠城里的方氏绝族，村落夷为平地，成为废墟。万历年间方孝孺冤案彻底昭雪，遵照皇帝意旨，曾在方的故居旧址堠城里重建方祠。由于地处山陬海隅，早已荒无人烟，空空如也，无人问津。江苏松江俞氏出于继承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之目的，改姓方氏，申请归宗宁海。明政府同意他们归宗，定居宁海城关，把堠城里方祠迁至城郊跃龙山方孝孺读书处，但规模不大，尔后扩建于城内西门，方祠易地重建，于是堠城里也易地而名。由于有皇帝诏书为据，宁海地方政府的官员，有恃无恐，在宁海城关修建了义井，建造了正学坊，创办了缑城书院。宁海广大人民也为有方孝孺感到自豪和骄傲。堠城里易地重建，堠城里易地而名，不仅是方氏族人的共识而且也为广大人民所公认。

历史上由于政治变革，或自然灾害，或战乱，一些城镇、村落易地重建、易地而名并非罕见。众所周知：西周初年，郑国的封地在陕西关中镐京东，东周时迁至河南洛阳的东边（今河南郑州），继迁新郑（郑州西南约30公里处），再迁陕南汉中，易名南郑。又如宁波，西周时出现于史书之记载，最早名堇，后易名甬、句章、鄮县、鄞县、明州、庆元、四明，直到明朝初年，易名宁波。治址也多次易地重建，几经搬迁，直到唐朝武德四年迁治三江口（今宁波市海曙区）渐趋固定。据此而知，堠城里易地重建、易地而名，不足为奇。

方孝孺的故居，原名堠城里，易地重建后称“缑城里”，以“缑”代“堠”的奥秘，源于避讳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：嘉靖皇帝之子，万历皇帝之父是隆庆皇帝。他姓朱，名载垕。“堠”与“垕”既同部首，又同音（hou）。“堠”与“垕”都属避讳之列，在当时不能随便呼唤和书写。特别是皇帝的诏书，是国家公文的规范，触犯避讳的文字，绝对不能用，要用其他之字替代。而“缑”（gou）字与“堠”字，形相似，义相近，却不同音，故以“缑”代“堠”，把“堠城里”书为“缑城里”。约定俗成，名曰缑城。